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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毕业任18中美术教师,书法家、画家。,有50多年的业余青年丶少年书法丶美术教学经验,荣获1979丶1999两届省青少年宫书法教师论文一等奖,书法论文丶点评常发表在全国书法月刊,创办墨林书画学校20'多年··启蒙多名学生成为学院教授丶艺校教师丶职业画象.他们己成为全国省市画家丶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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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转型与“象思维”之失 ---王树人  

2014-11-30 19:10:30|  分类: o象思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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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2 02:54:43)
 提要:上世纪初以降,自从教育制度西化之后,在开启科学思维理性之窗时,却关闭了自己“象思维”的悟性之窗,至使中国学人陷入失去主体话语境地。后来几代学人,由于只有单一科学思维理性,以至于不能真正进入和领会中国传统经典。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源于语言不同。“象思维”作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是最具本原性和原创性的思维。在“轴心时期”,西方在“象思维”基础上产生出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并逐渐构成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象思维”则经过儒、道、佛三家而推向高级形态,构成中国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崇尚不同最高思想观念(非实体与实体)的中西思维方式,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但都非万能。两种思维方式相互不能取代,而只有经过会通,才能推进各自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象思维  概念思维  悟性  理性  实体  非实体  诗意联想  会通

    中国上个世纪,由于文化观受到“西化”冲击而出现偏差,以至于对各项事业发展都曾
产生负面影响。为了纠正文化观发生的偏差,必须认清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以及这种区别
根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为此,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区别和各自不同的价
值。本文拟提出三个问题并加以扼要的讨论:(一)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及其后果,(二)“象
思维”的本原性与原创性以及“象思维”的特征,(三)必须坚持“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

(一)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及其后果
    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陷入民族危亡的严重危机。在救亡中,中国以西方为师,首先使中国教育制度实现了几乎全盘西化的改革。这场改革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引起的显著变化,就是在接受西方理性科学观念时,却把中国特有的悟性观念抛弃了。或者说,在开启逻辑概念思维这扇理性之窗时,却把中国“象思维”这扇悟性之窗关闭了。在这里,首先需要对于“象思维”这个今天已经显得陌生的词语作一点解释。“象思维”之“象”,字面意思指动物中的大象。但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这个“象”转义成一个特殊用语,以至在汉语以外语言中没有相关的对应词语可以翻译,只能音译。例如英译只能是thinking of Xiang(象)。这个特殊用语之“象”,除了指直观具象外,主要指超越具象的精神之象。其深刻内涵,后文将具体展开论述,此处无庸赘言。可知,由于上述中国“象思维”视野之窗被关闭,所以对于中国传统经典,从此便开始以西方种种哲学视角和方法论加以诠释和研究。不过,这种研究和诠释,就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一代学者而言,如鲁迅、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等等,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功力,同时也没有完全丢弃“象思维”视野,所以他们的研究和创作还保留着中西思想文化会通之特色。但是,后来的学者,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日渐淡薄,以至于数典忘祖,所以诠释与研究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因为中国传统经典,如《易经》,孔、孟、老、庄之书等等,都主要是 “象思维”之产物。所以当“象思维”视野之窗被关闭后,完全用逻辑概念思维,首先领会中国传统经典就大成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正确诠释和研究了。现在有些中国学者的研究,由于只有逻辑概念思维视野,走进中国传统经典,已经变得困难。有些所谓研究,由于只有单一逻辑概念思维视野,甚至不能不陷入对文本作外在的肢解。例如,发问庄子寓言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如何,并以之为出发点所作的这类研究和所写之文章,就是这种所谓肢解的典型。因为庄子之书,纯系富于诗意的寓言,主要是“象思维”之产物。就是说,只有借助“象思维”视野,在体悟中才能真正走进庄子之思,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比较可信的研究。
上述开启西方理性之窗和关闭中国悟性之窗的后果,就是使中国哲学与文化在整个20世纪都被覆盖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之中。以至于在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失语症”问题,即丧失中国主体话语,只知道西方话语。虽然说的写的是中国话,但其中已经充斥着洋味,缺少中国韵味了。此外,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思想家(例如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等等)已经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传统经典借鉴这种批判的思想资源时,当时的中国学者却对此盲然,而不闻不问。这就足以说明,当时中国文化精英们视野的局限。记得有一位美国女汉学家舒衡哲曾说,在“五四”时期中国那些思想精英,无论对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入反思,认识肤浅而存在片面性。这真是旁观者清的深刻洞见。具体来说,这种片面性就是,在文化上只知道西方之长,不知道西方之短,而对于中国则只见其短而忘其所长。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所长,就是作为其魂魄的“象”与“象思维”。

(二)“象思维”的本原性、原创性与中国“象思维”之特征

   必须说,“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本原性思维,其最初形态表现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就“象思维”的原创性而言,可以说人类后来文明中的一切创造,都有赖于它。并且,“象思维”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所有创造。在原始人那些巫术性音乐和舞蹈中,已经孕含了后来宗教、哲学、艺术等一切文明的原创萌芽。这已经是被文化发展史证明的事实。例如,在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各民族口头流传的神话创造,就是“象思维”“具有永恒魅力”的创造,是想像力没有受到语言逻辑等规则束缚而最为自由的一次大爆发,空前绝后的一次大爆发。这里所谓“空前绝后”,是指在语言逻辑成为文明社会交流工具后,人类想象力无拘无束状态已经结束。因此,人类的想象力已经不可能象神话时期那样自由翱翔了。
在世界几大文明差不多同时成熟之“轴心时期”(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但根据现代研究,这里的历史上限又向前有所推进),中西首先在语言文字发展途经上分道扬镳。这时,虽然中西语言文字都在符号化,但是中国语言文字与西方语言文字却在符号化中走着不同的道路。西方形成完全符号化的多音节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完全抛弃象形性,以音表意,语法文法精密,在认知心理实验中表现为左脑优势。因而,西方古文字,如不知其发音就是死文字。而中国的汉字,则在“隶变”(汉代从篆书转为隶书)符号化后,仍然保有象形性根基。汉字以形表意,语法文法简单,语序严格,在认知心理实验中表现为左右脑均势。因而,中国古文字即使不知其发音,其含义仍然可以从其字形上辨认。
    思维的运行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由于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中西在思维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从根本上说,这主要表现在“轴心时期”中西各自形成的最高思想观念,其性质根本不同。西方这一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实体”、“第一实体”作为最高思想观念。后来西方哲学家的诸多体系,在尼采之前,其核心概念都属于不同形式的实体。这种“实体”在主客二元大框架下提出,因此这种实体概念具有对象性和现成性特点。在宇宙事物形成思想上表现为“构成论”。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思想最高观念,无论易道之“太极”,道家之“道”、“气”,还是儒家和禅宗的“心、性”,都在“天人合一”大框架下提出,都与西方实体性观念不同。其表现为非实体性,是动态整体性观念,因而不可对象化和现成化。在宇宙事物形成思想上表现为“生成论”。
    正是在把握各自不同的最高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中西主流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本质上确乎可以说,西方在“语音”中心前提下,形成了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这就是把不同实体作为现成对象进行概念规定式的把握。具体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或数理逻辑的演算而形成公理系统等等。与此不同,中国则在“象形”中心前提下,形成了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方式。这就是最终达到体悟主、客一体,即与动态整体一体相通来把握整体。具体表现为,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之体悟。
事实表明,就思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象思”比语言逻辑之思,更加深广。“象思”要进入和把握的是动态整体,这是逻辑概念之思无法问津的领域。“象思”之象,其层面丰富深邃。主要可分两大层面,即形下层面与形上层面。
人的嗅、听、视、味、触诸感觉之象,均为形下之象。而超越此形下之象进入精神之象(例如意象、幻象等多层面),特别是进入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即动态整体之象,乃是形上之象
就“象思维”而言,“观物取象”、“象以尽意”,这八个字可谓字字千钧。其中最关键的词语乃是“观”,因为“取象”与“尽意”都由“观”来实现。通常所谓观,指眼睛看,但“象思维”之观,则始于看之“观物”,而又必须超越之。即使进入超感官之象仍然处于不断超越过程之中。如同老子所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并在“玄之又玄”中,开启“众妙之门”,或者“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这里所谓“观其妙”、“观其徼”、“观其复”之“观”,都属于超越眼睛看那种直观而又处于不断超越之“观”,从而能进入体悟并与动态整体相通的“象思”活动。其中所谓“玄”,就是思经过“悬置”与超越进入混沌状态。唯有这种“玄观”状态,才能打破逻辑概念思维所设立的一切框框,进而才能在“物我两忘”中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并获得最大的想像空间和思的自由度。
为了便于理解中国“象思维”的特征,下面试把“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做若干比较。其一,“象思维”富于诗意联想,具有超越现实和动态之特点。而概念思维则是对象化规定,具有执着现实和静态之特点。其二,“象思维”诗意之联想,具有混沌性,表现为无规则,无序,随机,以及“自组织”的“悬置”与超越。概念思维之对象化规定,则具有逻辑性,表现为有规则,有序,从前见或既定前提出发,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种种规定或结论。其三,“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概念思维则在概念规定中进行,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以及数理逻辑演算与整合成公理系统等。其四,“象思维”在诗意联想中,趋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之体悟。概念思维则在逻辑规定中,坚守主客二元,走向主体性与客体性之理性确定。其五,可以作这样简单的归结:“象思维”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智慧,而逻辑概念思维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显然,对于人类发展,两者相得益彰,都决不可缺少。

                  三、坚持“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

      “会通以超胜”,由中国明末大儒徐光启提出,极富远见。其意在推进中学与西学会通,并认为,唯如此方能获得超胜之结果。这是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观。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而言,最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的问题。首先必须指出,如果说由逻辑概念思维支撑的西方理性和科学,并非万能。同样,由“象思维”支撑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有自己特殊之长,但也绝非万能。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近代发展落后于西方,与自己如何认识和运用“象思维”问题大有干系。当“象思维”在联想与体悟中进入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之境,从而获得最大想像空间和最大思想自由度时,精神状态随之也就进入最具原创的时段。在这样时段,确实可以有新发现和能提出新问题。但是“象思维”之所作,仅此而已。进一步,要明确所发现之新问题和解决所提出之新问题,则必须走中西会通之路,就是说,还要借助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当然,会通在这里,不是一方吃掉或取代另一方,而是促使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精神境界能有机地连通起来。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中使“象思维”仅仅停留于个体与整体一体相通那种自我审美受用上,必须加以打破。在借助“象思维”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后,必须走下与宇宙一体相通的“神坛”,从形上境界下到形下境界,以便能接受和运用逻辑概念思维以具体解决问题,并在具体解决问题中继续发挥“象思维”推动创新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界在整个20世纪里并没有深刻领会徐光启关于“会通以超胜”的指引。以至于在文化观上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曰:坚持“全盘西化”,二曰:坚持“国粹主义”。现在看来,这两种文化观,都流于极端和片面,并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样,西方也有类似的文化观,如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过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思想家已经反思和批判自己这种片面的文化观,并向东方寻求思想发展的文化资源。由此可以看到,在思想文化发展道路的选取上,必须坚持“会通以超”的文化观。历史经验也证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土之后,虽然经过多次与中土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但终于成功会通与融合。而其所以能成功,就在于无论佛教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两方面,都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在双向扬弃中达成各自创新。经过佛教思想的洗礼,中国思想文化自隋唐以降出现了新面貌。而佛教由于接受中国思想文化的洗礼,也在中土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可知,“会通以超胜”的文化观最适合于推进中国文化复兴,而且具有普世意义。

     2007年6月老树写于北京西郊稻香湖畔
     2007年11月修订
     2008年4月再修订

此文为象思维国际研讨会特约稿件,同时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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