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中国传统榜书网

[相册]A古代、现代传统优秀榜书.B传统书法论文C趙墨林榜书

 
 
 

日志

 
 
关于我

59年毕业任18中美术教师,书法家、画家。,有50多年的业余青年丶少年书法丶美术教学经验,荣获1979丶1999两届省青少年宫书法教师论文一等奖,书法论文丶点评常发表在全国书法月刊,创办墨林书画学校20'多年··启蒙多名学生成为学院教授丶艺校教师丶职业画象.他们己成为全国省市画家丶书法家.

网易考拉推荐

中国自然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李曙华  

2015-03-04 08:11:56|  分类: o李曙光象思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中国自然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李曙华

 

内容提要: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可谓以生命为隐喻的生成哲学。本文试图以考察《周易》之“经”、“传”为主,从三才贯通的本体论、生成整体的宇宙论、生命实践的感通论、立象效法的整体性方法论、探赜索隐的算法符号体系等五个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并与当今之系统科学、科学哲学略作比较。文中指出,正是中国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孕育、培壅了生成整体论的中国古代科学,其为当今中国文化与科学可能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思路启迪。

关键词:三才贯通  生成整体  生命实践  智的直观   道  德   象  数  

 

近代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人生哲学,而无自然哲学。殊不知中国以“道”、“德”为核心的生命哲学本来就是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的统一。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中国先哲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一开始便是一种天、地、人三才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可谓以生命为隐喻的生成哲学,它最早蕴含于《易经》中,而由其后的《老子》和《易传》作了提升与阐发。本文试图以考察《周易》之“经”、“传”为主,从三才贯通的本体论、生成整体的宇宙论、生命实践的感通(或感悟)论、立象效法的整体性方法论、探赜索隐的算法符号体系等五个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并与当今之系统科学、科学哲学略作比较。文中指出,正是中国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孕育、培壅了生成整体论的中国古代科学,其为当今中国文化与科学可能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思路启迪。

一 、三才贯通的本体论

以天地人三才贯通为前提的《周易》,是中国关于自然之本然律则的最早经典。追根溯源,昔者圣人之作《易》,乃观天察地,以生命实践之感悟,顺性命之理,取象比类,立卦生爻,可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经》卦爻“兼三才而两之”,不仅立天地人三才之道,且以“一阴一阳”普遍的生成法则贯通之。《周易》自然哲学是包括人在内的以生命为隐喻的本体论,其试图昭示的是直指本体而非仅涉现象的真理。此本体亦非独立于人之外的所谓客观世界的存在(ontology),而是与人不可分离的世界“在其自己的”那种“本然”。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与科学“天人合一”、“实践优位”之大格局,也决定了其后必与西方“理论优位”之二元对立之路分道扬镳的历史命运。

《周易》本体论体系的形成,首先乃根据人之所见自然之“象”、“形”及其变化,而非人为制造的现象。《易传》开篇即表明:乾坤、卦爻的定位及其变化乃根据天地、山川及其“动静有常”的变化,而八卦的设立则以天然之男女、日月、雷霆、风雨为依据。其次,“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乃直接效法、模拟自然所生所示之“物”、“象”及其变化而创立。

《周易》之三才贯通,是从天地之大道贯通于人与人类社会。其依据是以卦爻象数所表征的世界万物及相互关系,然后由“彖”、“象”以“断”以“定”,以“示”以“告”,进行解说,阐明其意义。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解说总是由自然律则之本然而涉及人事吉凶之应然。因此,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它不局限于人与自然的纯认知关系,而总与人之行为相关联,它并不试图“为自然立法”,而是主张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其目的亦不在于解释自然,改造自然,而在于模拟自然,告示人民,以“法自然”。因此,其真正关切的,不是为理论立规范,而是为实践立规范。由此,它更大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价值趣向,而非认知趣向。这或许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无自然哲学之原因。

然而,笔者以为,《周易》之价值趣向,是以对宇宙终极之“真”的认识为基础的,卦爻象数本是一套关于世界生成规律的推演系统,每一卦爻必以自然之规律为准,然后推出“人生之一举一动”。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周易》同时含有三方面内容与意义:其一、物理的;其二、数理的;其三、伦理的。而其“彖”、“象”,“在在皆可以暗示出一种实在论的知识论” 与“实在论的价值论”,“或说是‘超越的内在”之价值论”。这即是说,《周易》乃同时具有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两方面内容。

目前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表明,关于本体的知识只能产生于人的实践。笔者以为,《易经》三才贯通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从生命实践(而非从理念或仅仅经验)出发的“缘身认知”,其所含自然哲学也是一种与西方不同之价值趣向下的自然哲学。“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才的贯通,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不二,而且亦可由此推至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知”与“行”的统一。因此,一方面,世界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价值内在于自然而世界是有意义的。宇宙与人生“既不隔,亦不对立。无论从那一面说,都是通着彼面的,而且亦是了然于彼面的”;“从宇宙方面说,这本源不是无根的、随意猜测的,这是直接由我的德性实践作见证的。同时从人生方面说,这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本源,也不是局限而通不出去的,故性与天道一时同证。一透全透,真实无妄”。笔者认为,这种天地人贯通、本体论与价值论统一的中国式自然哲学之独特精神与智慧,对于今天解决天人二分、主客二分所带来的知识真理性难题以及价值外在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二 生成整体的宇宙论

《周易》是通过什么将天地人贯通起来的?一言以蔽之——“生”。“生生之谓易”,三才贯通的本体论与彻底的生成整体论宇宙观密切相关。《周易》之哲学可谓“生命哲学”,而《周易》之自然哲学正是古代的“生成哲学”。其中,作为最高信念的“道”当有三层涵义:其一、宇宙万物创生之终极根源。其二、自然生成之根本法则与动力。其三、天地人生成过程中道的体现。

1“生生之为易”

以“易”为代表的中国自然哲学的宇宙观,可谓是以“生”为核心的变易观,与西方科学及其自然哲学基础总是试图寻求变化中的不变性不同,中国的先哲认为世界上不变的唯有变易本身,而这变易亦非指物体的空间性位置移动,而指事物的时间性生成演化。《易传》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道德经》亦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万物从“太极”或“道”开始,皆有一共同之本源,亦皆有从无到有、从隐到显、由盛而衰的诞生、生长、灭亡之生成发展过程,由此形成“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世界图景。显然,《周易》的生成整体论同时亦是一种彻底的动态过程论。这种思想与西方近代怀特海之“过程哲学”是相通的。其有所差异的是在《周易》超循环式的生成过程中,时间、空间、物质具有同构性,根据中国的干支计时法,时间不仅具有三维特征,而且具有分形性。有无相生,虚实相含,一切事物的存有都意味着时间、空间、物质的同时涌现。由此观之,爱因斯坦的四维空时亦不过是生成演化真实世界的静态投影。在《周易》彻底的生成整体论中,人亦由天地所生,并与天地同归宇宙之大化流行。因此,自然生成过程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认识对象,人具有天地所赋之“天性”,不仅不外在于天地万物,且可与万物一体,与天地同参。

2、“天地之大德曰生”

无论古今中外,自然哲学都必须回答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或依据问题,那么,什么是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终极根源呢?在《周易》自然哲学中,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给予其第一推动,而是自然之“大道”与“天地之大德”,即宇宙无限之创造性与最高善(至善),开启生命之源,且“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令其完成而“生生不已”。此可谓中国文化与科学之根本信念。这一信念正是通过《周易》乾、坤二卦首先得以生动表达与昭示。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象征天与道,元即开始,乾元象征万物生命的发动与创始。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是在“一阴一阳”、乾道变化的过程中,万物“正其性”而“成其命”。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乾卦一开始便“大明终始”,且“元亨利贞”,赋予生命以畅通无碍的生长动力,表明了宇宙万物伟大开创与直指趋归的创造性。“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象征地之德,生即诞生,坤元象征万物生命之诞生。坤赋生命以有形之物质形体,故“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坤卦表明了顺承天命,厚德载物,使生命得以实现而完成的特性。

“乾坤,其易之门邪!”从自然哲学的角度看,可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表明了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本体论依据。“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了宇宙内在而本然的价值目的是生命得以存在与延续的根本保证。这里,阴阳即“乾坤”,即“道德”,“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宇宙生命的开始既是时间意义上的,同时也就是价值意义上的。乾、坤二卦以其“天行健”与“地势坤”,昭示君子“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笔者以为,《周易》之道德形上学乃由自然哲学通向人生哲学,中国文化“道”、“德”的意义本源于“乾坤”、“天地”,却眷注于人类之德行与命运。可贵的是,中国先哲一开始就将价值引入了对宇宙万物的基本理解之中,为我们今天尝试建构某种内涵价值的科学提供了可能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思想渊源。

3、老子生成论四因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提出了生成论的四因说,即“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以道、德、物、势作为宇宙生成四大原因。所谓“道生之”,乃是说:道为生命根源,天地之始,道使宇宙生命得以开创,可谓“创始因”。所谓“德畜之”,乃是说:德乃对生命的化育与成全,德的作用使生命得以积聚而持存,此可谓“蓄养因”或“化育因”。所谓“物形之”,乃是说:物为生命质料,同时赋生命以形体。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故此可谓“质料因”。所谓“势成之”,乃是说:生命一旦诞生,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生命,可以说,万物自然的生长趋势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由此,“势”可谓“趋成因”或“目的因”。

    不可忽略的是,老子四因说尚有一整体上一以贯之的“动力因”,那就是“一阴一阳”这一生成法则或“道”。一阴一阳”传达着生命的消息与节律,使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物、势不正是宇宙生命生成的伟大乐章吗?由此,宇宙时时活跃着创造的盎然生机而无一死物。《易传》进一步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宇宙生命的可持续性正是天地间普遍存在的“道”、“德”之“善”,其实现与完成乃万物自身固有的本性——实现并完成生命的内在动力与趋势。方东美先生曾指出:“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直指完美。所以说,妙道之行,周遍天地,而玄德之门,通达众妙,在天地之间,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不断地表现其创造性。此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这正是老子所揭示的生生不息之理。”方氏所说乃是对老子四因说之根本精神的印可。

比较而言,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四因(动力因、目的因、形式因、质料因)说是一种构成论四因说,其中物体运动的动力与目的亦可归结为形式因。笔者以为,老子四因说是对宇宙生成过程的动态的整体感悟,而亚氏四因说则是对物质结构与运动的静态分析,两者皆是对宇宙万物所以然的探究,但因关注的层面与问题不同而各有千秋。老子生成论四因说更充满“原发创生性”,更为含弘广大,实可将亚氏四因说作为一种特例统摄、包容于其中。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多言必称希腊,只知亚氏四因说,不知老子四因说,此真可谓舍近求远而舍本求“功”。

 

三、生命实践的感通(感应)论

依三才贯通之道,关于本体的认识何以可能?显然,它不可能来自知解性的纯粹理性认识而只能源自生命实践中的“智的直觉”。《易经》的创始源于中国古人的体悟与感通,而不是对象化的认知。如果说,《周易》含有“实在论的知识论”,那么,这种知识论乃是真正实践优位,而非理论优位的。 

易传》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又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里,体乃体察、体悟,感乃感动,通乃相通。显然,中国先哲之“观”、“察”,不是限于耳目的感性直观,而“无思”、“无为”则更与西方近代科学之人为设计的实验观察迥异其趣。“天垂象”、“天生神物”皆是呈现,而非假设其意不在言表,而在当下的“感而遂通”。这种心灵震撼而直透“天地之心”的“观”,只能是一种生命整体性的“智的直观”。庄子就这种“直观”有一段精彩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圣人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在康德心目中,智的直观或智的直觉,即“其自身就能把它的对象之存在给与我们”的那种直觉,是纯智的,不是纯思的,“只属于根源的存有(元有),从不能归给一依待的存有”,因此,这种“非感性的直觉,创造性的直觉,根源的直觉,只能属于上帝(元有),而不能属于人类”感性直觉使我知道“我现于我自己”,智的直觉才使我知道“我在我自己”。所以在西方传统中,只有关于对象与现象的认识与知识,而不可能有三才贯通的关于本体(在其自己)的认识与知识。而中国哲学的传统,则“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所以亦可有知‘我在我自己’,扩大言之,知‘物物之在其自己’那种知识。”

智的直观如何可能?它只能来于生命实践的感通或感悟,因为只有在生命实践中,人才可能与对象融为一体,“感而遂通”,达到天人合一、主客双泯的境界,并且“直觉之即实现之”,“决定我的存在为一自我活动的实有之存在(或具体地呈现)”。正是在这种人的实践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智的直觉。宗三先生指出:这种智的直觉不是把现成的对象表象给它自己,乃是通过它的表象,对象自身即被给与或被产生”,故能“观其妙”、“观其缴”、“观其复”。

 那么,《易》真的无思吗?无思又如何可能有知?牟先生指出:“此种直觉即是思,而思亦是直觉的思,非概念的思。” “依智的直觉之知,……是创造的知,非认知的知。”由此,世界“不是如其为一现象”而知之,而是“依在其自己而朗照而朗现”。 王树人先生提出,与西方概念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象思维”,这是一种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既成性而富于“原发创生性”的思维方式。《易经》“观物取象”的思维活动,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不断升华,引导“人的精神或思想展开一个通透一切的大视野,升华到一个自由自在的高境界”,从而“与动态整体的宇宙一体相通”。

当今科学哲学正试图在认识论上超越各执一端的反映论与建构论,主张科学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认识对象与人的认识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而科学史表明,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不是通过逻辑,而正是通过灵感与直觉获得的。中国自然哲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真正实践优位的认识,研究人所具有的“智的直觉”与创造性思维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与参照。

综上所述,中国的知识论是沿着实践(践履)优位、价值导引的方向发展的。其“认识论”既非“反映论”,亦非“建构论”,而是基于生命实践的“感通论”。其认识路线亦非沿感性直观→范畴概念→形式逻辑进行,而是循生命实践→智的直观→取象比类、称名辨物→象数逻辑的过程展开的。

实践优位决定了中国文化“体用不二”、“知行合一”、重视践履而崇尚“不言之教”的特点。《易传》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儒家的“践仁知天”,其所强调的都是人性与天道的相通、相应,以及人之“德行”与天地运演的相应和或所谓“合一”。与西方文化首重理念、致力理论建构的传统不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于“智的直觉”的“德性之知”总是优于来自感性直觉的“见闻之知”。由于人的认识随境界的升进而不同,由此获得对世界的知识,可谓“境界形态”的知识,亦可谓是一种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的知识。

目前,中西文化正走向互补会通。理论优位的西方文化,在理性认识方面,有充分的发展,其对语言、认知、知识有详尽之研究,理论建构不断推进,蔚为大观而风靡天下。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哲学发生重大转向,最近进一步提出实践转向,试图克服现象与本体隔绝、主体与客体对立之困境,为知识之真理性寻找本体论依据。而中国文化经百余年的沉寂后,如何吸取西方文化之长,如何在继承弘扬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型理论建构,则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四、立象效法的整体性方法论

宇宙人生的真理如何表达与昭明?中国先哲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易传》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既然文字语言不能“尽意”,圣人之感悟就无法让人了解了吗?不然!《易传告诉我们“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原来,我们的祖先采用了立象设卦、系辞变通的动态综合方法。这里蕴含着一种彻底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上唯一的、也是中国文化最见其智慧而最具特色的创造。

首先,《周易》是以“象”为核心而符号、语言、算法与人统一的系统。王弼有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就言、象、意所能表达的限度而言,显然,言<象<意,故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并不以语言为世界之界限。然而,正是由于有了符号——“象”与语言,世界始可说,知识始可能。从垂象取法→取象比类→立象尽意→设卦观象→系辞明象→据象归类→尚象制器,《周易全是以“卦象”或“符号”来表象世界,“象”代表了“易”的整体性比类方法及其原则。

其次,《周易》乃“观变于阴阳而立卦”,阴阳二爻,刚柔相推,其所生变化即表示宇宙万物“一阴一阳”的生成关系。由此,“非偶不立”的周易卦象及其推演,不仅深刻揭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动而愈出”、“用之不勤”的创生过程,描摹了万物负阴而抱阳之复杂动态之“序”,而且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太极思维方式或太极推理逻辑。

注意到相反的两极,在静止的状态下必不能共存,故排中律乃形式逻辑之必然禁律。而对于动态的生成过程,若无相反相成两种力量或动势的相互作用,其过程便不能持续。由此,太极推理方法不仅不以排中律与矛盾律为禁忌,且必以阴阳两极为基础,“执两而用中”。根据周易卦爻及其推演方法,笔者将其规则与特点简归如下:1、阴阳互含,两者在生成过程中保持着整体和谐。2、阴阳互生互根,故能原始反终,否极泰来,生生不已。3、阴阳相反相成互斥互补,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翕辟成变” ,缺一不可。4、阴阳此隐彼显,此进彼退,此起彼伏,具有不同态势与动向,形成生命节律。5一阴一阳,远离平衡,永恒流转,总体稳定而局部不稳定。显然中国特有太极推理方法可谓是一种生命逻辑,它为我们如何把握生成整体性的动态过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其三,《易传》云:“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出了把握事物生成变化的关键不在“一物之微”,而在“一动之几”。动之微说“几”,“几”就是“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任何事物在宇宙间生起,“开始一发动,将来的结果就统统包括在内,这开始一发动就是。显然,这是生成过程所特有的动态整体性现象。当代混沌学研究揭示,复杂系统的演变具有蝴蝶效应,即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开始“差之毫厘”,结果将“失之千里”。系统生成论的观点则认为,系统生成的起点不是“原子”而是生成元,生成元即初始整体,蕴含系统生成的全部信息。

如何把握系统生成过程的初始一动?《易传》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始”即“生”、“微”、“初”,“成物”即“成”、“盛”、“上”。对“一动之几”的洞察和把握,不仅需要一种动态整体性的思想方法,而且要有对“蝴蝶效应”的“先见之明”,这本是一切天才人物创造性思维的共同特征。“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传统,正是在“几”上下功夫,而不是在既成之物上下功夫。中国古代科学着眼“初”,注重“生”,自有长期之系统研究与不可否认之伟大成就。今天,《周易》对我们的启示正在于,它点明了当今科学难题的要害与解决方向:如何把握事物发生初始的“一动之几”?要解决这一问题,决不是西方经典的分析还原所能凑效的,而恰恰需要超越现有的科学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周易》为人类今天与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启示。从自然哲学讲语言、算法、逻辑是“往下说”,以往研究甚少,今天,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科学之创新,未始不是至关重要、不可忽略的一维。我们如何能立足于中国自然哲学,吸收西方文化传统之长,在探索系统生成规律及其整体性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有所贡献呢?

 

五、“探赜索隐”的算法符号体系

追根溯源,缘起于《周易》的中国自然哲学不仅为中国古代科学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还蕴涵了一种“元科学”,可谓中国古代数学与科学之滥觞。

 根据《周易》,其“物理方面的原则是阴阳,是变易生成;我们可以字表之。数理方面的原则是序理,是系统,是,我们可以字表之周易“参天两地而倚数”,其卦象,皆因数而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卦象之推衍,遵循数字算法的规则;生成变易的关系秩序本具“数性”卦象推演的统计必然性遂基于算法计算的准确性。这是一套中国特有的数学与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系统。古人据此探赜索隐,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此可谓人类最早对自然生成演化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探索。

由于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识基于生命实践之“智的直观”,对象自身之原始杂多即被给与或被产生。故无柏拉图式的智思界与感触界的二分,亦无现象与本体之隔绝。《周易》对自然的理解就是如其本然的变易与复杂,并如其本然而描摹之,探索之。与亚里斯多德厌恶混乱复杂之“月下世界”不同,《周易》云:“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与西方近代科学将复杂世界约化为简单机器不同,《周易》云:“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复杂性即如其复杂性而模拟之,变动即如其变动而观其共通性。与经典科学方法将充满生机、不同层次的事物一概还原为“原子”与物理化学运动不同,《周易》谓:“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运用数学、符号、语言统一的方法,极数定象,彖辞断言,以一套象数不二的算法符号体系,试图囊括一切复杂事物,贯通所有层次,给出把握自然生成变化的基本模型与数学方法。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探讨生成复杂性的简易规律,追寻深藏的宇宙生命奥秘,以求“与天地准” 

笔者以为,《周易》之象数算法与象数逻辑,正是《周易》之本,它是古代探索自然演化及其复杂性的数学符号体系。这种算法体系,与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公理化演绎数学不同,其特征正在于:严格遵循排列组合与运算秩序,乘法交换律不成立,但不受形式逻辑排中律与矛盾律之限定。牟先生指出:“同异是事实的参伍错综;矛盾是逻辑的必然禁律”;“同异是指具体事实而言,矛盾是指抽象概念而言。”由此推论,笔者以为,对于自然生成规律的认识,必然需要一种算法体系的数学及与之相应的逻辑。

综上所述,中国之自然哲学、语言、逻辑乃至数学、科学实具有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与内在一致性。其可简示如下:

 

生命实践  → 智的直觉 →  三才贯通  →本体之认识 

                                              ↓

生成整体论之宇宙论

                                              

                                                         

 

 

《周易》象数经乐律得出度量衡,并发展出中国古代特有的机械化算法体系的数学。古人通过乐器领悟到:“物用于有形而必敝,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数之一定即成为必然而不变,可为万世法。”中西科学皆以数学表达自然规律,岂为偶然?乐遵循数之规律可发中和之音,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音乐是一种人与天地相通的方法与途径,推而广之,科学也是一种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合的途径,此可谓中国古代科学之基本信念。这与西方科学之原始精神——相信科学为理解与接近上帝之途径——是相似的。

令人鼓舞的是,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已突破近代科学机械论,而走向对世界生成演化的探索,与此相应,数学算法思潮兴起。系统科学自分形与混沌直至复杂网络研究,正是在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的强大运算功能,突破以往方程求解之经典方法,采用递归、迭代等当代算法,描述系统生成演化过程。显然,系统科学的发展与中国自然哲学的思想、方法具有惊人的相似与相通。与此同时,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亦开始突破西方传统的逻辑范式,而逻辑学亦提出所谓“非形式转向”。这一切,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但我们也须清醒地看到,“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不同文化中的“科学”不仅有其不同的形而上学基础,且有不同的研究层面、领域与发展道路。如何在此全球文化大交融、大会通的时代,明辨古今中外优劣异同,取长补短,把握历史发展的“一动之几”,继往开来,“会通以超胜”,其显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自然哲学的智慧与当今科学的发展趋势皆告诉我们,“只有同则无创新无跳跃”,“只有异则无永恒只虚无”。“同”、“异”的相因是“继续”与“跳跃”、“变易”与“永恒”、“创新”与“保守”间的相反相成。一切自然的事物,参伍错综的世界,都是在“一阴一阳”两种力量作用下,于流动中得以持存的生命过程。有趣的是,“宇宙”一词,在古希腊为COSMOS,其意即为秩序与和谐。混沌学则表明,混沌的和谐乃宇宙之交响乐——多重周期或频率的嵌套与整体协调。由此可知,今天所谓文化的“殊途同归”,当是具有不同文化底蕴与独创精神(思维方式)的各民族文化,在对人类命运共同关切的更高境界与更大视野下,于新的发展序中的和而不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发表于《问道》 第四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评论这张
 
阅读(86)|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